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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些人临死前还在工作，有些人嘴里叼着烟就能把党风带正。
你说他专断，可他连火腿都不收；你说他强势，可他散步时在街头问你猪肉涨没涨价，卡车是不是空着跑。
柯庆施这个人，争议不少，可有一点，你不能装看不见——他干活是真不要命，做人是真有底线。
年关将近的晚上，马达接了个电话，柯庆施让他立刻去家里一趟，说要改个报告。
马达刚进门，还没坐稳，又有人敲门，是市府一个管行政的干部，手里拎着一整根金华火腿。
他一看马达也在，脸上还挂着笑，嘴里念着“过年嘛，意思意思”。
柯庆施当时脸就拉下来了，盯着那根火腿，“哪来的？你给我拿回去！”那干部还想解释两句，话没说全，柯庆施声音拔高了：“不拿走我打断你的腿。”语气冷得像冬天的铁门栓。
那人连门都顾不上关，火腿夹在胳膊下就跑了。
马达坐那儿，心里咯噔一下。
他说自己干这么多年，见过不少“意思意思”，但像柯庆施这样当面撵人的，真不多。
事情虽小，他记了一辈子。
因为他知道，在那个时候，敢这么干的人，少。
这不是一回两回的事。
马达说，柯庆施平时穿得朴素，连下乡视察都不住宾馆，不请客、不喝酒、不唱歌，唯一的娱乐就是晚上和司机、秘书打几把扑克。
那年月舞风日盛，连机关里都开舞会，有的干部白天开会打盹，晚上跳舞跳得满头汗。
柯庆施在一次大会上说：“工作不上心，跳舞特别起劲，这不是革命意志的问题吗？以后市委不许开舞会。”
可他也不是那种死板教条的人。
马达办公室就在他隔壁，晚饭后散步，他常常敲门叫马达一起走一走，说说最近的事。
有一回，他问：“你知道市里猪肉涨价了吗？你去过菜市场没有？”还有一次他说：“市区货车有一半是空着的，这事不能放着不管，让社科院的人研究研究。”他还问：“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哪几本写得好？你推荐几本。”
他嘴上没说过“以人民为中心”，可他考虑的，就是老百姓的锅里有没有肉，马路上有没有浪费，书架上有没有好书。
时间往回翻，他不是从干部学校出来的。
他是安徽人，18岁就写信给陈独秀，说国家不能这样下去了。
陈独秀一看这小伙子有想法，把他叫到上海。
那时候党还没成立，他就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。
后来，他跟张太雷、包惠僧在陈独秀家里讨论问题，结果一帮巡警闯进来，几人全被逮了。
他的名字和陈独秀、张太雷一起上了报，算是第一次在公众面前露面。
1922年，他跟张国焘一起去了莫斯科，参加远东革命团体代表大会。
那次，他握了列宁的手，聊了十几分钟。
王明说：“现在党里，只有柯庆施真正见过列宁。”这话传开后，毛主席也改口叫他“柯老”。
他资历老，是事实。
可老归老，他人不倚老卖老。
建国后，他到了南京，后来调到上海。
那时候，上海是个烫手山芋，资本主义气息浓，干部风气也杂。
他一上来就整顿纪律，还写了一篇报告，叫《乘风破浪，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！》，全国都在传。
1959年，他在《红旗》杂志上提了个观点：“全国一盘棋”。
说的是地方不能各自为政，要服从中央统一调度。
这个说法现在看，哪哪都能看到，已经成了政策里的高频词。
但他也不是没有毛病。
马达说，他遇事爱分析，脑子灵。
可一旦下了决定，谁说都没用，搞“一言堂”。
有时候，《解放日报》几个编辑想去他家，都犹豫。
柯庆施问他们：“我家门口有棍子吗？你们怕什么？”
他是个让人敬，也让人怕的人。
可你说他跟张春桥关系怎么样？马达说得明白：“他们在工作上是有联系，但说他1965年就勾结张春桥，那是没影的事。”那年他去世，连文化大革命的门都没进，怎么勾结？
他去世那年，身体本来已经恢复了。
肺癌手术做完，去北戴河养了段时间，情况不错。
春天，他跟贺龙、聂荣臻去了四川，考察三线建设。
到成都后，吃了一顿饭，又在家里嚼了几粒花生米。
半夜，肚子疼得不行，急送医院。
几个小时后，人没了。
医生最后解剖，说是出血性胰腺炎。
治不了，太急。
他不是倒在战场上，也不是倒在风波中。
是饭后一把花生米，带走了这个在党内叫“柯老”的人。
他战胜了肺癌，却没扛住一场突发的急症。
他一生干得干净，走得也干净。
身后留下的，是一篇篇文件、一句句铁口直言，还有那些他没来得及处理完的群众来信。
参考资料：
《马达回忆录》节选，上海市档案馆口述历史项目；
《柯庆施年谱》，中共党史出版社，2011年版；
《解放日报》1957年社论汇编；
《红旗》杂志1959年第6期《论“全国一盘棋”》原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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